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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与国民党四次“政治捆绑”记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20-10-19
摘要: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以党派势力渗透大学,加强学生思想控制。 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前就对此有异议。1936年3月16日下午,教育部长王世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以党派势力渗透大学,加强学生思想控制。

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前就对此有异议。1936年3月16日下午,教育部长王世杰来访,竺可桢提出接任浙大校长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Academic Freedom(按:学术自由)或法西蒂(按:今译法西斯)独断行为”的尖锐问题,希望得到官方“标准答案”。王世杰是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作出判断不难,只是此时身份不同,选择回避问题,对此“亦未能有明白之表示”。

他接任浙大校长后,更是反对国民党强制要求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主张师生埋头学问、不加入任何党派。强调“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学生应有读书的自由,探求真理的自由。只有让学生兼收并蓄,接受的知识面广,才能培养出全面的人才,没有民主自由,也就求不到真理,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

他向陈布雷抱怨:“目前国家对于大学教育方针需要确定,不能徘徊于统制与自由二者之间。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以后使学生分为团员与非团员,实非得计。”(《竺可桢日记》,1939年9月4日)

浙大勃兴之际,正逢国共两党争夺人才、争夺天下。竺可桢没有迎合执政的国民党上层,而是努力在浙大减少政治的干扰。他明确声称“目前政治动荡,学校不应加入政党纷争之中。余来此乃办学校而非办党也”、“校中用人,素不管党派如何耳”(《竺可桢日记》,1945年4月25日、1947年7月25日),表明自己“素来对于政党毫无兴趣,而且深深痛恶陈立夫的作风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贪污”(竺可桢《思想自传》)。

他接受蒋介石邀请任浙大校长时,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在浙大一次训话中警告学生“下次如有罢课行为,不惜全体开除”,公开声明“本人希望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竺可桢日记》,1936年3月8日、1945年4月23日)

1946年1月11日,竺可桢邀请黄尊生教授任训导长,商讨战后浙大的训导方针,“余谓目前各党派既列于同等地位,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训导方针应以道德服人为标准”。(《竺可桢日记》,1946年1月11日)

竺可桢坚持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坚持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倡导大学政治中立,相信人性向善,以道德力量教化学生,试图为大学、师生争取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政治氛围。显然,这与国民党既定的党化教育方针相背离,价值冲突不可调和,注定竺可桢与国民党渐行渐远。况且国共争夺政权的激烈程度已达你死我活,两党都不可能接受大学非党化。

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演讲,提出“各校校训应归一律,应可定为礼义廉耻”。国民政府教育部不论是非与特色,唯上、唯政、唯帽(乌纱帽),紧跟领袖意图,很快通令全国各校遵行。次年7月,又将大学招生的国文试题确定为《全国学校共同校训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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