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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留给中国的大哉问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2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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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胡适之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人物,余英时辞世,留给中国的是什么样的大哉问?”8月5日,这个问题一经在朋友圈中提出,瞬即收到回应;其中虽不时泛起,“为什么把余先生放在胡适的延长线上?他所承接的,难道不是钱穆、陈寅恪的保守主义,而是胡适的自由主义?”一类师承、学统的意气之争,但真正的问题却毋宁是——

余先生的思想文化研究昭示于中国未来者,究竟为何?自由主义乎?保守主义乎?

讨论者中不乏当今学界的顶尖人物,这不仅印证了余先生在两岸三地独一无二的整体性影响,也突显了人们对上述问题的集体焦虑。实有在热辩之后,再做冷静思考的必要。

我们知道,自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1988年发表以来,他对激进主义的彻底批判,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显得不只要为其后的“大革命”灾难负责,也要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负责;而将他作为中国保守主义代言人的,则与日俱增——很多人由此得出“思想史的教训”:只有从传统中自生自发的秩序,才是自由真正的根基;只有保守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全盘保守主义”在近三十年的趁势坐大,成为包罗内-外、笼罩官-民的新型意识形态,与此有极大的关系(参拙文《全盘保守主义之败》,FT中文网,2021.1.21)。

但余英时从未为保守主义背书,且一再反击这一旧的时髦。1991年,为澄清钱穆被滥入“新儒家”的误会,特作五万字长文以辩,核心论点即是:他从未承认新儒家的“道统”论与“开出”说——新儒家“他们坚持一切西方的成分,都必须安排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之内。”但他们对中国文化“一切有形的现实都无所肯定,所肯定的只是无形的精神。”特别喜欢强调孟子以下一线单传的“道统”——故他们的立场和五四以来的主流派是恰恰相反的,被定性为文化保守派或传统派,也就不可避免。而钱穆,则将“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视为“道”,力主融经、史、文学为一体。这样,孤悬一线的道统,既没有了屡屡断绝或成为个别人利用的禁脔之虞,且有了在继起的士人(intellectuals)中与时俱新的希望。换言之,从自证的道德良知中一心开二门,自本自根地开出现代民主、科学的狂妄幻想,和真正的中国文化之道,是完全不相干的。

这一在钱先生与新儒家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划分,当然是对保守主义的釜底抽薪。而实也无异于余英时的夫子自道。只是他不希望再试作调人,而更明确地选择了自由主义的立场。最突出的标志,便是在同年所作的《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1991)。他追溯胡适在四十年代的黑暗时刻,对民主的信念和预言,将其置于世界民主先觉的地位;他感叹胡适对自由、人权价值理解的真确,将对少数人权力的宽容保护,视为现代社会的真正成就;尤其是,他明确为胡适的“反传统”辩护——“胡适从不把中国传统看成笼统的一片;相反的,他对传统采取历史分析的态度,他要辨别其中哪些成分在今天还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经僵死的。”他甚至专门拈出为保守主义者一向所不容的对“八股、小脚、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的攻击,并给予从未有人见到的全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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