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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FT中文网的温馨提示：如您对更多FT中文网的内容感兴趣，请在苹果应用商店或谷歌应用市场搜索“FT中文网”，下载FT中文网的官方应用。 在人口达峰并转负的不可逆趋势下，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人口逐年缩减。从供给侧看，人口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愈加突出，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但在中国城乡、计划与市场双二元转型国情下，劳动力市场扭曲仍是常态现象，存在巨量闲置和低利用劳动力，带来巨大的经济产出损失。经过测算，若大力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将带来年均0.75%以上的新增长潜能，对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农村和城镇闲置和低利用劳动力规模在2亿人以上 农村农业方面，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6万美元，就业人数为7.5亿人，其中农业就业1.7亿人，农业就业比例为22.87%，而可比参照国家（人均GDP在1-1.5万美元）的加权农业就业比例约为9%，中国存在13.87%的扭曲差值，乘以总就业人数，则农业生产领域剩余劳动力10345万人；从城市化水平来看，中国城镇化率为64.70%，参照国家加权城镇化率为76.78%，城市化水平差值乘以总人口141260万，则在农村中存在剩余人口17766万人。 国有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方面，相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融资利率、无偿划拨土地及经营环境等方面都具有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但经营效率远低于民营企业。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21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65.7元和133.9元，人均营业收入分别为142.2万元和264万元，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和人均产出水平基本为民营企业的一半左右。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20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约为3511万人，若国有企业在各种竞争优势基础上，达到与民营企业相同的经营产出能力，则推算需释放冗员至少1750万人。 行政事业单位方面，目前缺少精确的职工人数统计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数据，在2021年全国常住从业人员中，公职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占比分别为1.8%和5.2%，可估算总体人员规模约为5226万人。根据美国劳工局数据，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数量为2168万人（与中国财政供养口径基本一致）。人员规模是否合适，不仅要考虑“官民比”，还要从经济视角考虑该部分财政供养人员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及行政效率。因此，从单位GDP财政供养人数，即财政供养人口与GDP比值来看，中、美两国每百万美元GDP财政供养人数分别为2.95人和0.93人，中国约是美国的3.2倍。综合考虑“官民比”和经济效率，中国行政事业单位冗员规模至少在1500万人。 二、造成剩余劳动力的深层次原因 不同于完全的一元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并未完成。劳动力要素配置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扭曲，且难以通过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进行完全纠正。 一是阻碍人口迁移的一系列障碍性体制。长期以来，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城乡享受着差异化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及社保等公共服务，农村土地和住宅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农民无法获得财产性收入缓解进城的高成本支出。 二是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预算软约束体制。国有企业虽然具备一定程度的经营效益导向，但预算软约束问题仍广泛存在。用工方面，“铁工资、铁饭碗”演变为“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国企合同制变成固定制，工资收入与绩效脱钩，一定程度上仍是大锅饭；事业单位相较国有企业问题更加严峻，缺乏员工绩效及工资考核机制。 三是社会管理组织用人及工资无约束。社会管理组织编制和定岗准入数量不受市场约束，完全根据自身需要和意愿制定计划，具备扩张偏好，且一般无法解雇工作人员，冗余职工退出困难；工资水平由中央人社、行政和各级政府决策确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支出预算缺乏约束力。 三、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产出损失及其大力度改革的增长潜能 大量闲置和低利用剩余劳动力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和产出损失，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为47412元，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为18931元，如果将城镇化水平差异下的农村剩余人口17766万人乘以（47412元-18931元），则居民收入损失为50599亿元。 另一方面，如果对闲置和低效率剩余劳动力导致的产出损失加以市场化配置和释放，则可将其视为能释放于经济增长的生产、消费方面的未来经济增长潜能。根据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测算，2.12亿剩余劳动力，除去自然退休及去世因素，未来十五年将带来年均1.4%的满负荷劳动力增长速度。假设劳动力要素在GDP增长中的贡献水平从0.40提升到0.60，则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将带来年均0.7%左右以上的新增长潜能。 四、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对策建议 畅通城乡劳动力流动，构建全国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可以有从如下方面入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