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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身在中国的斯洛伐克妹子 在过去三年，人类一直与新冠肺炎病毒进行着斗争。 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曾尝试过某种形式的封锁，通过管控人的流动来抑制病毒的传播。但西方人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并不断抱怨、抗议任何他们认为正在影响个人自由和经济发展的新冠防控措施。于是，他们牺牲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换来了现在的生活。综合种种考虑，西方政府把走出疫情的希望建筑在疫苗接种上，他们早早宣布不会与新冠病毒作战，而是选择与之共存。 就在最近，中国也决定调整过去三年来一直坚持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流行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在形成高传染性的同时不那么致命了。 鉴于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这一决策引发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关注。
新冠感染成为了“乙类乙管”传染病 与病毒共存的生活 当新冠肺炎病毒于2020年首次在欧洲传播时，唯一能描述它的词就是“末日降临”：医院里挤满了生病和奄奄一息的人，医护人员疲惫地应付着医疗挤兑的局面，政府无助地试图阻止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人们大量囤积各种食品和药品以求自救…… 当这个世界正在与新冠病毒交战并节节败退的时刻，中国政府决定暂停与外界的交通和流动，以此保护中国人民，挽救他们的生命。那时正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至暗时刻。我记得在欧洲最严重的新冠肺炎爆发期时，我和妈妈通了电话，她告诉我，她很高兴我在中国，因为这里似乎是世界上唯一安全的地方。 随着新冠病毒的演变，欧洲人对它的看法也在逐渐转变。一年前，奥密克戎变种在欧洲肆虐，情况就像它现在在中国蔓延一样紧急。新闻报道中充斥着诸如“欧洲半数地区将在数周内感染奥密克戎”之类的标题。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并没有真正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奥密克戎导致严重健康问题或死亡的可能性很小。这似乎预示着人类与新冠病毒共存的生活将成为某种新常态：新冠肺炎病毒不会消失，人们必须习惯它，因为别无他法。 于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决定废除所有针对新冠肺炎的防控措施，让时钟倒回前疫情时代。很快，疫情幸存者的生活确实回归平常。而欧洲著名的文化活动——威尼斯狂欢节、慕尼黑十月狂欢节、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也悉数回归。
威尼斯狂欢节 欧洲这样对待奥密克戎，有4个主要原因： 奥密克戎被证明不那么危险； 人们受到群体免疫的保护（当然，这建立在大量人口染病的代价之上）； 疫苗接种率相对较高； 人们不再愿意接受严格的限制，并要求政府取消这些限制。 我的家人成功抵御了席卷欧洲的所有新冠肺炎病毒的侵袭，对此我们深感庆幸。 我没那么幸运。我住在杭州，在最近所有限制措施解除后，我看着认识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感染，直到轮到我。一周前我得了新冠肺炎，经历了发高烧、头痛、喉咙痛的窘境，不过今天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的朋友也被感染了，但他们现在都很好，而且都恢复了工作，没有任何健康问题。我认为中国等到现在才放松管控是正确的，因为今天的新冠肺炎病毒不像两年前那么危险，大多数感染后的人在家里恢复得相对较快。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到的身边的情况。
居民排队做核酸的场景 新华社发（储焱摄） 谁在全球散播恐慌？ 尽管欧洲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与新冠肺炎一起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它已经消失了。只是人们意识到，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无论政府实施多少次封锁，个人接种多少次疫苗都无法根除新冠肺炎，所以他们必须学会忍受它。 那么，已经经历了这一过程的欧洲人对中国选择逐步“放开”的政策有什么看法呢？ 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当中国仍然坚持用动态清零的方式保护民众的时候，大多数欧洲人觉得中国人很可怜。因为人们并不确切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只是从西方媒体那里得到信息。而西方媒体往往以黑化和片面的视角描述中国的“可怕”，对待中国的防疫政策时，他们显然不会忘记这套模式。 |
